望江南 舟中同外周炳如 文耀 作

　　这篇是描绘春闺寂寞、春愁无奈的闺怨之作。

　　上片写主人公为年华易逝而伤怀，首句以时光开篇，颇具杀伤力，“锦样年华”说的是年华如锦缎一样绚烂，无限美好，却无奈流年似水，流逝得太快。只有忽然回忆起来，才体会到往昔青春的难能可贵，因岁月无情而落泪。在这里词人抒发的情绪哀婉细腻，柔情一缕，九转回肠，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多愁”、“多病”总是连在一起，词中拟她口吻的这个少女，显然也是多病而疏慵无绪的。因病后体虚，一梳头就总会掉头发，古代女子除相貌外最注重头发的修饰，未免对镜梳头也难以鼓起勇气。

　　词到下片转换视角，写借着女主人公眼睛看到的窗外的景象，这里“一径绿云修竹怨，半窗红日落花愁”构成对仗，却只觉得是处无聊，那如云的绿竹尽是怨念，飘扬的落花尽是愁绪。尤其是，风景年年不变，青春却一年年地耗过去了，心里便越发凄楚，徒剩无奈。末句描画词中女子怏怏地放下帘钩，想要把这些愁绪统统隔在窗外。这又是一个巧妙的修辞。一再把愁思这种无色无形的东西具象化，从而表现出无奈和悲伤始终伴在少女周围。

　　全词以时间开端、收束，惜春伤怀的主题更加深化。点醒了对于青春易逝的警觉。清怨绵绵，几类“花间”语。

参考资料：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新雷，就是春雷。经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一声春雷，引来明媚如画的春天，人间重新呈现出勃勃生机。这首诗写了诗人渴望春天尽快到来的急迫心情，以及春天即将来临的喜悦。

　　首先，诗人的移情手法，赋予自然界具有人的情感活动和思维能力。

　　“造物无言却有情”造物，万物的创造者，指天。造物无言，来自孔子《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原意是，天什么时候说过话呀，但四季的轮转，百物的生长，都由它来掌管。这句是说:天不会讲话，但却是富有情感的。

　　“每于寒尽觉春生”寒，寒寒冷，指冬天。觉，启发，催动。意思说:每当冬天将要完了时，就催动着春天到来。这就是诗人认为天有情的地方。其实，四时变化，冬去春来，是一种自然规律。诗人把它说成是天有情感，有意这样做的，正是诗人自己有情，他感到春天即将来临了，产生了无限的喜悦，和对天——造物主的感激之情。同时，还有渴望尽快让春天到来的希冀。

　　其次，诗人在处理全诗情绪的转换时，巧妙地利用最富于孕育性的时刻这一美学手段。

　　诗人不写新雷之后满目欢愉的情形，而集中写新雷炸响前夕，万物俱备而万物俱待这一关键时刻，使画面更富悬念，更具戏剧色彩。因为造物有情，寒尽春生，千红万紫的百花正含苞待放，自然界一时间仿佛处于静止的等待之中。这是巨大变化前夕的平静，是第一声春雷炸响前的寂静。所以，平静、寂静之中，蕴藏着即将爆发的巨变。在人们的情绪上，只有这样的时刻，最令人紧张，也最富于想象力。诗人抓住了第一声春雷炸响前夕这个富于孕育性的时刻，更能表达他对春天的渴望，对新的生活环境的渴望。

　　这首诗写诗人呼唤春天，是自然界的春天，也是社会的春天。当时中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黑暗落后，诗人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社会发展也必然要改变它。诗入借新雷的描写，渴望和坚信社会变革的到来。诗的构思巧妙，情调激昂向上，语句清新，寓意深刻。读着它，仿佛感受到诗人激动的脉博，不由产生奋发的力量。

参考资料：

道是南风竟北风，敢将蹭蹬怨天公。
男儿要展回天策，都在千盘百折中。

　　前两句写韩江之曲折和对待态度。“南风”、“北风”，从文字上看是自然界的风，从整首诗意来理解，是暗指朝廷的所作所为变化莫测。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酿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丘逢甲越来越看清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道是南风竟北风’’喻国内外时势变化不定，清政府种种暴行逆施令人不满。“蹭蹬”喻诗人失意、空虚，难有作为。诗人十三年前抗日保台失败，受到遭折，现在见清政府又腐败无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又未能取得胜利，丘逢甲仍在担忧着中国的前途。所以，这时他内心有失意、空虚之感。

　　后两句写前途多磨，望人民有志。“男儿要展回天策，都在千盘百折中。”在世界上要成就一番大业，没有平坦笔直的大道可走，必然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这两句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这一人生哲理，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准备迎难而上，“要展回天策”的韧性战斗、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念。“千盘百折”，事物多磨折。丘逢甲心中始终叨念着祖国的统一，台湾的光复，叨念着祖国的前途命运。

　　这首诗句句明白畅晓，不用僻典套语，二十八个字都从心底发出，这便是他和黄遵宪所提倡的“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口号的实践，和当时盛行诗坛的所谓“同光体”是有本质上之不同的。被梁启超推为“诗界革命一巨子”的丘逢甲，其诗歌熔沉郁悲凉与金戈铁马于一炉．又有通俗化、散文化的趋向。这首七言绝句，也大致体现了他的基本风格。

参考资料：

　　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

　　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nàn)，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古之人虚中乐善，不择事而问焉，不择人而问焉，取其有益于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刍荛(ráo)之微，先民询之，舜以天子而询于匹夫，以大知而察及迩言，非苟为谦，诚取善之弘也。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朋友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矣，其以义理相咨访，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况流俗乎？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xiá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已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学之所以不能几(jī)于古者，非此之由乎？

　　且夫不好问者，由心不能虚也；心之不虚，由好学之不诚也。亦非不潜心专力之故，其学非古人之学，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不能问宜也。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然则问可少耶？《周礼》，外朝以询万民，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

　　孔文子不耻下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

　　本文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上，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师说》的痕迹。可比较二者的异同。

　　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但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从师而问”要“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

　　《师说》第一部分提出论点后，第二部分（核心部分）就反复运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对比鲜明地论证论点。《问说》的论证方法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师说》对比的对象繁多，而《问说》对比和对象单一，都是“古之人”与“今人”，对比的内容却涉及“问”的各个方面。

　　在语言风格上，两篇文章都很古朴。在句式运用上，两篇文章都注意整齐的排偶句与灵活的散文交错运用，奇偶互现，错落有致，以取得波澜起伏，气势雄壮的效果。在散句中穿插相当多的排偶句，是《师说》和《问说》的共同语言特点。《问说》中有些句子，与《师说》的某些句子，连结构和意思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内容主旨

　　本文共七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引论。

　　作者先提出“君子之学必好问”的中心论点，接着辩证地分析“问”与“学”相辅而行的关系，再转而强调指出：好学一定要勤问。

　　第二部分：本论。第二到第六段从正反两方面详细阐明为什么要勤问。

　　第二段先从正面阐明“问”的重要作用：问不择人，问必有得。作者分两方面论述：①说明三种问的人（贤于已者，不如已者，等于已者）都有收获；②引儒家经典和大师的话，先是暗引，后是明引，证明“问”是进德修业的重要条件，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深刻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到第六段论述怎样才算好问和问应持什么态度。

　　第三段举古人好问为典范，并对比古今之人的不同表现，分两个层次：①古人好问，不择事，不择人，能取善之弘；②今人有学而无问，为下文针砭时弊作了铺垫。

　　第四、五段转入分析今人的错误表现：

　　第四段、针对今人“是己非人”的弊端，作者从事（问的内容）和人（问的对象）两方面进行批评。在写作方法上将今人和古人的言行构成鲜明的对比：古人“不择事而问”而今人“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事未安，妄以臆度”；“古人不择人而问”而今人对“贤于已者；忌之而不愿问”，对“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对“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这个层次对今人的批判与前面第二段关于问各种人都能有收获的论述，以及第三段“古之人，不择事而问，不择人而问”遥相呼应。这段最后提出“有学无问”的危害性。

　　第五段、批判今人“非所问所学”的不良风气。作者先指出今人问的三种不良动机：“快言论”、“试其能”“容其短”。最后以感叹句作结，再以“不能几于古”来古今对比，批评今人。

　　第六段、推究今人不好问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第七段）作者申说自己的主张。

　　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引发了很多文人墨客的诗情文思。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揭示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造成政治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袁枚此诗却能不落俗套，另翻新意，将李、杨爱情悲剧放在民间百姓悲惨遭遇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强调广大民众的苦难远非帝妃可比。《长恨歌》和《石壕吏》是有名的诗篇，其创作背景均为安史之乱。它们一以帝王生活为题材，一以百姓遭遇为主旨，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

　　“莫唱当年长恨歌”，莫唱是因为《长恨歌》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杨贵妃之死，对唐玄宗之无奈，表示了深切的同俏，并歌颂了他们的爱悄专一，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题材，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白朴的《梧桐雨》，明吴世美的《惊鸿记》、清洪异的《长生殿》等等，莫不受其影响。与其大书特书皇帝的悲欢离合，不如深入细致地描写人民群众的生离死别，故“莫唱”二字又引出了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人间”就将银河这个民间传说引入现实生活中来。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战争频繁，有开边之战，也有内战，其中规模大的，如用兵吐蕃，讨伐南诏，尤其是安史之乱，伤亡惨重，丁壮或死于战场，或死于摇役，或久戍不归，在人间划出了无数条银河，而最令作者痛心的，要数石壕村的一对老夫妻了。“老翁逾墙走”，老妇河阳役的惨状。杜甫还在同一时期作品《新婚别》中拟写一个“席不暖君床”的新娘子，送别刚刚结婚的新郎官应征入伍，造成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的痛苦。在《垂老别》中，又描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要应征入伍，与其老伴依依借别、“塌然摧肺肝”的情景。由此可见，“石壕村里夫妻别”是当时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作者感叹地说：“泪比长生殿上多。”长生殿上泪，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泪没有多少，而要大书特书，深表同情，而不书及比长生殿上泪更多的石壕村。这里，作者严肃地批评了白居易，自有其道理在。似乎可以这样悦，袁枚的这首《马嵬》诗，高出于前人所有咏马嵬之事者。

　　这首诗借吟咏马嵬抒情，提倡诗歌要多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主张，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学创作观点。此诗虽为抒情之作，实际是议论之诗。前两句借马嵬为题提出论点，后面两句借用典故论证上述观点。论点和论据的材料本来都是旧的，但作者化陈腐为新奇，使其为自己提出新的观点服务，旧的也变为新的，颇有点铁成金之妙。全诗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

　　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比照。全诗两组比照：一组是《长恨歌》与牛郎织女故事的比照。这一比照，不仅批判了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突出了人间牛郎织女才值得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银河”，对唐玄宗与杨贵妃讥笑牛郎织女攀进行了再讥笑，很有情趣。第二组是石壕村与长生殿比照。石壕村是人民群众的材落，长生殿是皇帝皇后的夜殿，这一比照，暗示出村里泪是殿上人造成的，马嵬事变，恶果自食，不值得同情，值得同情的倒是劳动人民。这两组比照又有不同，前者深沉，后者浅近，前者重在映照，后者重在对比。两相配合，共同表达了作者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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